从1935年夏天起，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为目的，制造了一系列的侵略事件，史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面临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整个华北危在旦夕。
中国共产党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1935年8月，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不久公开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着重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针对形势的变化，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会议指出：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农民中的更落后阶层，广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革命也采取同情的态度甚至有参加的可能，就是地主买办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因此，应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并与之结成了“三位一体”的统战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在西北地区取得了成功。从1936年下半年起，党在山西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也成绩显著，成立了实际由党领导的山西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推动了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一方面加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进攻；另一方面又主观地认为红军经过长征后元气大伤，已成强弩之末，可以用类似“招安”的方式让共产党就范，并以此应对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从1935年冬天开始，国民党方面先后在南京、上海、莫斯科同共产党人商谈抗日，但由于蒋介石没有诚意，提出中国共产党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谈判没有实质性的结果。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实际上将“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6月20日，中共中央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明确表示，“国民党中任何领袖、任何委员起来抗日救国，我们同样愿意以全力支持他们”，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与他们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中央并转全体国民党党员的信，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强调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苦苦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无效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等人。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提出应抓住西安事变的机会，将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应将反蒋与抗日并立，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前往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同蒋介石及南京方面的代表谈判。蒋介石终于承诺“停止剿共，联红（军）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至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等四项保证，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了国民党内抗战派的赞同。这次会议上，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实际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形成。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