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关于建党和建军的正确决策，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可靠的思想保证。

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革命的出路到底路在何方？

古田会议后第五天，即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作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提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

他指出：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总结了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他着重地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

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这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已初步开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