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追寻大师脚步 寻求精神家园

                    会计学院 谷思涵

“中华民族历史上在面对内忧外患时进行过多次‘南渡’，然而鲜少有朝代可以‘北归’成功，而近代历史上，我们做到了”。《南渡北归》书中的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思考和探寻。

《南渡北归》自1937年7月日军进入北京城写起，主要描述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院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师生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而付出的半生辗转。“南渡”是指在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师生们护送着古籍书本、精密仪器等重要学术资料由北京一路南下经长沙、昆明、又迁至四川李庄的颠簸；“北归”包括了抗日战胜胜利后，各地的学者们带着一颗颗伤痕累累又充满希望的心投入到国家建设中不易。

 浏览书中人物的画报简介，很难不被那一时代大师云集的群星闪耀所折服，然而翻开书页，充盈心中的确是悲怆与感动。大师们的事迹可能并不能视为当下“成功学”的典范，他们的生活简单甚至困苦，纵有过留学欧美时期的西装革履、风流倜傥，然而当祖国陷于危难时，他们毅然决然的选择与国家一起坚守——厚衣衫要当掉换成食物，教授家属们要沿街贩卖自己的手工以保证后半月的家用，有着“桂花坳”这般诗意名字的“科研机构”却只是山坳里几间矮小漏风的土坯房，去一趟镇上采买需要沿长江边走五百级台阶加半小时路程。然而正是这样一群看似对于不堪岁月毫无还手之力的人，在“南渡”途中及之后艰苦的环境下始终坚持在各自领域耕耘，终于在九年后，他们等到了“北归”。

他们的生活似乎毫无令人羡慕之处：奔走数月之后没过几天又陷于隆隆炮声；心中是对于故国家园的热切期盼，耳边却频频传来战场的溃败。生活对于这群绝大多数经历过欧风美雨的人并没有格外宽容，柴米油盐使他们常年焦头烂额，缺医少药使人绵延病榻或仅落得一副孱弱的躯体；长途颠簸中还要照顾多病的老人，微薄且不断贬值的薪水要顾及众多子女的家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度过了九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成为一颗颗耀眼的星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成为我们后世传颂的大师传奇。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不断去追寻？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造就了这样一批人？我想，答案里一定少不了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学术延续，薪火相传的毅力。

时代在赋予人们苦难时，也一定能磨炼出人们战胜苦难的意志。一个时代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国家的苦难。当一个在经济上膨胀的“暴发户”不自量力的扩充自己势力范围时，它旁边已经被“戳”了很多“窟窿”且“主人”恰巧处于“病期”的邻居的“大房子”自然成为了这个暴发户的首要目标，而使这邻居彻底忘记斗争、丧失意志的最好方式就是毁灭他们的文化记忆，使之成为茫茫然无根无魂的浮萍们。于是，“七七事变”后不久的7月29日，日军在天津选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大圆顶，圆顶被炸飞到空中，落下后将整个书库压塌，几十万册图书资料灰飞烟灭。继而，南开中学、南开女中甚至连南开小学都无一幸免的成为一片焦土。8月25日日军冲入北大校园进行搜查。10月13日强占清华校舍，校内未来得及转移走的设备资料均遭受浩劫，对私人财物进行抢劫并对留守的保管人员进行殴打。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是多么令入侵外敌感到畏惧。幸而三校师生共一千余人在此之前已陆续转移至各方紧急筹办的长沙临时大学。  

“民族精神”有太多感人肺腑耳熟能详的故事，而一些看似平凡中的坚持却也让人为之动容。在8月对北大的搜查中，日军在一屋内发现抗日宣传品，遂暴怒，追问来源，一微胖中年男子淡然答道“是我的”。亲属担忧其被日军逮捕欲使其藏身于他所，然而第二天，他仍去了学校，竟是为了“不能让大家为我担心”。9月3日，日军大批进入北大驻扎，在如此局势中，该男子仍每天到校负责料理校产和未及脱身教授们的生活，直至10月18日，在地方伪政权的压力下实难维持。这位男子便是奉命留守看护校舍的时任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在北大师生撤离工作中，郑曾与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商议为避免日军破坏行动，在信件往来中使用“暗语”交流，并与胡适商讨撤退路线。如此深谋远虑且谨慎机智之人如何会不懂得“自保”？这个当时的秘书长看似平淡的话语却充分透露了对于日军的蔑视和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在彼时的高压态势能做到一切如常，谁又能说这不是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呢？

长沙临时大学维系未久，由于战争情势的转变，1938年1月，该校师生又接到命令迁网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是，师生们根据身体状况分三路赶赴昆明。其他两路均借用了部分交通工具，而第三路是由闻一多等11名教师带队，共290名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这是一支将要跋涉1600余公里，其中约1300公里需要步行，日夜兼程68天，其中40余天在步行的“旅行团”。他们的路线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且土匪横行，杀人越货之事常有之。许是由于当时中央及地方军政实力的照顾，许是由于山野丛莽之人也感怀于师生们为了薪火相传的毅力，该“旅行团”及护送队伍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竟毫发无损的到达了目的地，且所经过之地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和招待，其中部分佳话流传至今。68天的旅途除了艰辛，走出象牙塔的学生们更是收获颇丰。他们拜访少数民族地区，深入调查社会与民众，感受国家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教师团队们也借机进行实地教学。地质学家袁复礼结合湘西、黔东一带地形地貌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闻一多指导学生搜集当地民歌民谣，研究当地语言。诗人穆旦彼时风华正茂，在“旅行”图中怀揣一本小型英汉词典，据说到达昆明时，词典也几乎全背下来。在此期间，看到了生活真相的诗人语言开始硬朗起来，诗中也多了一些泥土气，一幕幕的风土人情成就了那首著名的《出发》里“我们有不同的梦，浓雾似的覆盖在沅江上，而每日每夜，沅江是一条明亮的道路，不尽的滔滔的感情，伸在土里挣扎！”

在穆旦的诗篇《赞美》中写到“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连接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在《南渡北归》中，让我想要拥抱的，除了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和薪火相传的学术坚持，更有将人类学引入考古学，从而以科学角度证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先后顺序，做出近代考古史上划时代发现的梁思永的开拓创新、学以致用的精神。

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有三位校长巡视到了学生宿舍，那是清朝时遗留下来的破营房，其一曰“倘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个宿舍里”；另一先生认为时局动荡，财政困难，政府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尚能顾及青年学生学业已属不易，且学生正应该接受锻炼，于是反击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里！”，在场第三人见二人欲起争执，遂讲到“如果有条件要住大楼自然要住，不必放弃大楼去住破房；如果没有条件那就应该适应环境，因为大学并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这第三位校长，便是时任清华校长梅贻琦。

在西南联大铁皮屋顶泥土墙的校舍中，每逢雨季，雨点打在铁皮屋顶的声音就会盖过教授的讲课声，于是，校内便出现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时，有位学生在日记中写道“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几年之后，满是泥垢；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这位日记的主人，便是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住李政道。

大师们脚步从残酷的岁月中走来，他们在艰辛时光中的坚持让我们更清晰的看到了国人的坚韧和毅力，正是他们在当时国内近乎荒凉的现代学术领域砥砺前行，为我们的薪火相传提供了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在一切感到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不妨试着去追寻大师的脚步，寻求精神的家园。